体育从未真正纯粹,兴奋剂的战争没有尽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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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谓兴奋剂,是国际体育组织规定的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的统称,最初指南非祖鲁人利用葡萄皮制作的一种酒精饮料,据说饮用之后可以增强战斗力。随着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,兴奋剂很快成为与之共生的“肿瘤”。有据可查的现代奥运会历史上,第一例兴奋剂案例,可以追溯到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,当时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-希克斯被发现因为服用含有士的宁的生鸡蛋,才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

  虽然那之后,对于兴奋剂的认识逐渐加深,且在1928年,IAAF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率先宣布禁用兴奋剂。但限于科技手段有限,兴奋剂的检测水平极低。20世纪30年代,人工合成激素问世后,兴奋剂滥用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。1960年,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奥运会上,丹麦自行车选手詹森因服用苯丙胺猝死;1967年,英国自行车手汤姆-辛普森在环法自行车赛上因服用兴奋剂而死亡。连续的惨案,让IOC国际奥委会痛下决心,终于决定把兴奋剂检测正式引进1968年举行的第十九届奥运会。

  但真正让世界认识到兴奋剂威力的时刻在20年后的汉城奥运会。男子飞人大战中,加拿大人本-约翰逊一举击败卡尔刘易斯,并大幅提高世界纪录。不过,他的金牌仅仅在脖子上挂了数小时,随后被宣布查出禁药康力龙,一种合成类固醇。而“受害者”卡尔刘易斯也不清白,2003年他承认在汉城奥运会之前也服用过违禁药物。当年的飞人大战,一下变质为“药人大战”。

  10年后,在1998年的环法大赛中,法国警方对多支车队进行突袭,仅在荷兰TVM车队驻地就查出104瓶禁药,这一丑闻极大地震撼了国际社会。1999年11月,独立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洛桑正式成立。这一独立机构以“Play True”作为口号,主要任务是在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下,负责审定和调整违禁药物名单,对各国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进行认证等。

  如果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泉下有知,想必他对现代奥运会的发展轨迹,也会无奈地摇摇头。为了保证奥运会的纯洁性,IOC刚刚成立时就规定了业余主义的原则。顾拜旦认为古代奥运会之所以会衰亡,职业选手的出现是其最主要的内因,因此长期以来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的都是业余选手。若干年后,考虑到奥运会的精彩程度和由此带来的商业利益,萨马兰奇在任上对奥运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,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向职业领域开放,第一个开放的项目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网球,也因此成就了格拉芙的在那一年的金满贯。而1992年向职业篮球的开放,使得梦一队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会赛场上。如今,奥运会中只剩少数项目(例如拳击)还没有向职业运动员开放。

  职业运动员以竞技为生,赛事成绩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其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。巨大的利益,自然催生出攫取利益的不择手段。所谓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。能够带来好成绩的兴奋剂药物,也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来越乱花渐欲迷人眼。以属于肽类激素的促红细胞生成素(EPO)为例,当它被输入血液之后,会与骨髓中的受体结合,产生更多的红血细胞。血液中的红细胞越多,意味着输送给肌肉的氧气就越多,运动员的耐力也就越好。

  另一种常见兴奋剂——丙酸睾酮,作为合成类固醇类兴奋剂的一种,则具有增强肌肉和骨骼的作用;在主动或被动减体重时,它能帮助运动员保持肌肉体积。然而,这些赌注的背后都蕴藏着巨大的风险:1998年9月21日,“花蝴蝶”格里菲斯-乔伊纳死于心脏病,年仅39岁,她创造的女子百米和二百米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能够接近,外界普遍怀疑这位传奇女飞人也是禁药的受害者。

  血淋林的事实摆在面前,为什么还有大批运动员在服用兴奋剂的路上永不止步呢?有商业利益的诱惑,也有利用禁药服用和检测时间差的侥幸心理。与兴奋剂使用相比,兴奋剂检测往往表现出时间上的滞后性。只有当某种兴奋剂出现之后,检测技术才能相应而生。美国女飞人马里恩-琼斯的故事是另一个佐证。2000年在悉尼成为史上首位一届奥运会上取得五块奖牌的女运动员,2003年,她被举报使用了一种当时尚无法检测出来的合成类固醇THG。直到2011年10月5日,在提供兴奋剂的实验室两位负责人供认之后,琼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才含泪承认并道歉。

  但世人必须明白,兴奋剂与反兴奋剂永远是一场猫鼠游戏,狡猾的老鼠总会跑在前面。同样,由于机制问题,对兴奋剂的检测手段必然是滞后的,未检测出兴奋剂也不等于未使用。永远有人会为了体育比赛的胜利而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。毕竟人都是经济动物,大家都在追逐私利,这决定了反兴奋剂实际上是如何抵挡名利诱惑的一场较量,这场看似与身体的较量,其实正是与人性的一种博弈。【详细】